正視美國的戰略缺陷：軍事力量為何無法達成政治目標？

正視美國的戰略缺陷：軍事力量為何無法達成政治目標？

美國擁有全球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然而數十年來，美國政治領袖卻一再展現出無法有效運用這項強大動能工具來達成更廣泛戰略目標的困境。

伊朗正是最新的案例。儘管美國在伊朗的戰爭結果仍不確定，但白宮的空中作戰行動顯然未能達成最初宣示的政權更迭目標。這個問題跨越多個政府任期——無論是拜登政府從阿富汗撤軍、歐巴馬政府介入利比亞，還是小布希政府入侵伊拉克，皆未能倖免。

戰略是一種成功理論，或是對如何創造期望結果的因果解釋。

這些失敗並非源於資源不足、意志薄弱或缺乏陽剛氣概。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不願正面面對戰略的核心挑戰——如何運用軍事力量來產生期望的政治效果。美國領導人及其國安幕僚與知識分子必須正視這一挑戰，並致力於解決這些戰略缺陷。

軍事與政治的難題

理解何時、何地以及如何運用軍事力量來達成政治目標，有時看似一道無解的方程式。這也是一個更大問題的一部分：如何在各個領域創造正面效果——這是為美國制定國家安全戰略的根本問題。美國軍方和外交政策體系熱衷於複誦「國家力量要素」，但對於如何在這些要素之間產生效果卻鮮少著墨。

儘管軍事-政治問題至關重要，美國卻持續未能解決，甚至幾乎未曾採取任何步驟來界定問題。這個議題最令人驚訝之處在於，美國的失敗是如此徹底且持續不斷。事實上，回顧美國在21世紀的外交與軍事政策史，可以發現一種奇特而持久的軍事-政治失敗模式。這段歷史顯示，美國確實運用軍事力量產生了巨大效果——只是不是它所期望的效果。與此同時，美國軍事預算越來越龐大，但產生的效果卻持續微薄。

美國跨部會制定的戰略往往包含一個不切實際的目標，後面跟著一長串各官僚機構可以執行的行動清單。這不是戰略。

文章指出美國持續仰賴軍事力量的兩大主因：

第一，美國例外主義。 特別是美國的道德優越感，以及認為反對美國者在道德上有所缺失的信念。這可能導致美國被鎖定在一種姿態中：美國應始終對其他國家發號施令，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強大的軍事力量來獲取所需。文章強調，這並不是說美國不是一個偉大的國家，而是在制定戰略時，必須認識到對手的能力和觀點。外交意味著談判——這表示你只能得到部分想要的東西，而且必須接受對手的道德立場。這一現實與美國例外主義的核心信念格格不入。

第二，軍事力量對美國總統具有吸引力的一系列因素。 在美國政治體制中，總統的權力在軍事領域達到頂峰。憲法慣例允許總統單方面在世界任何地方部署和使用軍事力量，因此在軍事領域，總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開聯邦法院的審查，繞過行動遲緩的國會來建立自己的歷史功績。

解決方案

文章提出兩種可能的解決途徑：

第一種選項：降低期望，進行分門別類。 我們預測軍事行動的軍事效果遠比預測其政治效果更為準確。例如，美軍可以透過消滅塔利班成員和摧毀其物資來削弱其軍事能力，但軍事行動無法——事實上也未能——讓阿富汗人民相信自己政府的正當性。然而，文章認為這個選項雖然理想，但不太現實。

第二種選項：重振美國政府制定完善戰略的決心。 明確闡述務實的因果鏈，說明軍事行動如何合理地導向期望的政治結果。政府中所有參與政策和戰略的人員都必須內化因果關係（尤其是因果機制）在戰略制定中的重要性。

在應用這種方法時，戰略家必須追問：我們試圖用軍事力量產生什麼政治效果？為什麼認為這種因果效果是合理的？其他方法是否可能更有效？

文章指出兩個可能的槓桿支點：

1. 國家安全教育體系： 包括約翰霍普金斯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喬治城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哈佛甘迺迪學院等主要培育國安人才的學術機構，但這個體系高度分散，缺乏統一的改進機制。

2. 美國軍方： 作為美國政府中唯一能系統性塑造成員知識和技能的機構，軍事專業教育體系理論上可以採用一套強調戰略本質是因果關係的課程，並將嚴格審查所有軍事行動的精神植入專業倫理中。同時，非軍事部門——特別是國務院——也應擁抱這種將因果關係置於戰略和政策核心的系統化方法。

展望未來

文章最後強調：如果沒有合理可行的實現途徑，政治目標就毫無意義。 川普政府對伊朗的所有目標都需要伊朗政府同意某些事項，例如限制彈道飛彈計畫、限制核武計畫、限制對恐怖組織的支持等。政治目標需要談判和妥協，而不僅僅是使用武力。

川普政府似乎遲來地轉向外交手段，但能否帶來可持續的和平仍有待觀察。可以確定的是，該政府已經未能透過軍事力量達成其期望的政治效果，現在必須在國內外壓力不斷升高的情況下，設法挽救能挽救的一切。

本文最初刊載於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主辦之《小型戰爭期刊》（Small War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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